認識周璋是在2020年的春節前後，那些特殊的日子里世界彷彿只剩窗子背後有限的一小片天空。我和大多數人一樣，生活的主要內容變成了在手機朋友圈和微信群里閒逛，周璋的作品就是這樣偶然地跳入眼前。只有幾分鐘的短視頻里，一扇窗口，一方灰色天空，對面樓房的屋頂，幾只樹杈，前景一隻伸出的手指隨著高低起伏的口哨聲，指點著房頂的曲線，「唱」出它的輪廓。
鏡頭從一座建築切換到另一座，切換到樹梢，草地，街道……口哨和手指緊緊地跟隨著不同事物的形狀和線條運動，像是在指認，也像是分享。
「世界太新，很多東西還沒有名字，必須伸手指頭去指。」
© 周璋，⼝哨，錄影 彩色/ 有聲，8分19秒，2019-2020
在這件名為《口哨》的作品的創作陳述中，周璋引用了馬爾克斯的話，來描述自己彼時的狀態：初到法國，面對全新的語言和生活，彷彿喪失了一部分表達能力，只得一切重新開始，像嬰兒一樣牙牙學語，發出一個從來沒有過的聲音，這個聲音里混雜著太多東西：困惑、新鮮、失落、陌生、脆弱、希望……正因為此，它無法被任何一種作曲法譜出的旋律所代表，除了從胸腔滑入口唇的最初一陣共鳴。
於我，周璋的口哨聲卻更像是對當下困境的回答，疫情帶來第一次真正的，被剝奪和喪失的體驗，吹起口哨像是一個輕聲的宣告：嘿，我還在這裡。這讓我又一次意識到在高牆和鐵窗之下還能偷偷歌唱是如此重要，不為誰能聽到，只為了確證自己寶貴的人性，是的，我還在這裡，這是我的聲音。
© 周璋，寄居，MAYAO，香港，2024年8月
在周璋的作品中這個人性的聲音總是以各種各樣的變奏唱出它自己的存在，在我們的身體中引出顫動和回響。它有時候像孩子一樣頑皮，用戲謔和天真向這個世界討價還價。在《口哨，簽名》（2020）里，口哨聲圈出周璋在疫情期間外出許可文件上的個人簽名；《噪音》（2021）中，他讓同學搬來道旁的塑料路障當作喇叭來聆聽城市的聲響；他最早的作品《樓道燈》（2015）還是學生時期在武漢的創作，鏡頭外的他間隔幾秒就會用一聲大叫，利用樓道的聲控裝置將漆黑的樓門洞點亮。
© 周璋，樓道燈，錄影 彩色/有聲，1分30秒，2015
當然，這裡更多的是一種複雜的溫情，比如理解和寬容，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人類，它又同自嘲和（輕度的）挑釁並行不悖甚至源自一處。
《再吻一次》（2017）從新中國第一部有男女接吻鏡頭且未遭到刪除的影片中採樣，原影片拍攝於1979年，於次年公映時曾轟動全國。影片中的吻戲未經借位，且有一分鐘之久，但在公映時還是被刪減到只剩3秒，即便如此，無數觀眾來到影院只為看這3秒的吻戲。
© 周璋，吻，錄像 彩色/有聲， 90分鐘，2017
周璋想要讓這個曾經如此激動人心的吻延續的再長一點，更長一點，於是在這件錄像作品中這個3秒的吻被重復了又重復，直到撐滿90分鐘，那部電影本來的時長。面對幾乎是無可逃遁的，粗糙和平庸的暴力，周璋用他自己的方式輕微地裁剪了時間，讓它去蕪存菁，成為人的朋友。
這是一個美好的願望，雖然在生活中我們時時處處遇到的都是它的反面。對周璋來說也是如此，同時他還要面對自己具體的境遇和問題。和這一代大多數年輕人一樣，周璋三十多年的人生之路伴隨著持續的場景切換：從家鄉安徽六安到武漢的湖北美術學院，畢業後去法國的布爾日又讀了五年藝術，然後搬到巴黎生活，最近半年在景德鎮創作。
© 周璋，煙花，攝影，2021
當然，旅行、遷移，以及隨之而來或臨時或長久的「異鄉人」身份，在今天已經不再是什麼稀有或例外的經驗，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會就此不再難受，甚至相反。事實是當代生活總在不斷加碼它的要求：無論是誰，無論在何處，要務是盡快盡善盡美地調試自我，訓練身心，擁抱眼前這個因其既存而成為唯一合理的現實，平滑融入其秩序、人群、語言和空氣之中。這是周璋創作《口哨》的一個直接動因，也是現在這個被他命名為「寄居」的展覽的緣起。
© 周璋，寄居，MAYAO，香港，2024年8月
© 周璋，寄居，MAYAO，香港，2024年8月
作為一名離散（diasporic）藝術家是特殊個體的生命經驗，但在某種程度上，或許這也是我們共同宿命的某種縮影？被剝奪的不一定是故土，還有我們的記憶，慾望，情感，對於空間和時間可靠的情感、身體和社會連接——是的，我們確實已經喪失了未來，好像時間在新世紀仍停滯在過去，前方只是如Mark Fisher描述的一團鬼影幢幢的迷霧。而過去也同時失落了，沒有一種共同的語言可以將本雅明所哀悼的、「講故事的藝術」拯救於岌岌可危。
周璋將他經歷的各種時間——香港、巴黎、聖納澤爾、布爾日、北京、武漢、六安——用一排金光閃閃的時鐘在展覽的牆壁上排開，這一排時鐘也是遊客在酒店前台首先遭遇到的事物之一：世界在各個角落以同樣的節奏轉動，但看到這一點需要想象，更毋言在多重時區的夾縫中切換生活。
© 周璋，你那邊幾點？裝置，2024
對周璋來說，與其在這樣一個困難的任務中一點點失去記憶、習慣和由過去塑造的自我，還不如就招認自己是一名遊客要痛快得多。他在貝桑松的住所門上按照法國人的習慣釘了一塊牌子，上面寫著自己的名字和職業——姓名，周璋；職業，遊客。
© 周璋，遊客的家，裝置，2021
「遊客」給了他理所當然的權力，可以像孩童一樣無所顧忌地打量這個世界，像孩童一樣和現實玩起遊戲。在布爾日讀書期間，他用小推車改裝成錄音設備，拖著它走過大街小巷，城市成為了他的唱片，他自己的身體則變成了一枚撞針，二者親密無間，且有聲有色（《生活的顫音》，2019-2020）。
© 周璋，⽣活的颤⾳，声音装置，2019-2020
在北京旅居時，他在暫住的房間陽台上竪起一面閃爍紅字的LED屏幕，每晚向匆匆經過的陌生人提一個他們可能看不見，或是看見了也無法回答的問題：你有幾個朋友？你為什麼來？愛情是什麼？……
© 周璋，睡前提問，裝置 / 行為，2016
© 周璋，睡前提問（香港版本），裝置 ，2024
而在巴黎找廁所不得而只能在角落「解決」的經驗，讓他最終決定把自己每次被迫留下的尿痕拍攝下來製作成等大的鏡面不鏽鋼雕塑。這尷尬的不登大雅之堂的經驗，亦是人與城市「共同」完成行為，一種「不可選擇」的形狀被合力「製造」出來——一個特別的，拉伯雷式的玩笑（《尿尿先生》，2023）。
對周璋來說，藝術就是他的遊戲，而遊戲，無非是在限制中自我發明的自由。
© 周璋，尿尿先⽣，裝置，2024
沒有什麼比自由更重要，雖然它的底色往往來自苦澀。而苦澀，來自我們注定無法回避，只能面對的，周遭那些巨大、普遍、不可抗拒、讓人異化的力量。像大多數外來者一樣，周璋的生活也許可以用顛沛流離來概括，繁冗的耗盡人耐心和體力的文件、手續、行政程序、以及各種雜事與突發狀況，最後不過是為了獲得一枚小小的鑰匙，通向一個臨時的「家」，一個不穩定但確是唯一的庇護所。他索性把這枚得來不易的鑰匙等比放大了100倍，讓它變成一座漂泊人，流散人，以及所有那些處於脆弱和邊緣地帶，那些被迫離開的人們的紀念碑。
© 周璋，鑰匙，裝置，2024
在我看來，這枚巨大的鑰匙亦是一個寓言：那就是，無論多麼沈重、堅固、緊閉的門，總有一把鑰匙能夠將它打開。
或許有一天，我們可以像周璋那樣吹著口哨，輕輕地轉動它，讓門背後，來自另一世界的光線照上我們的臉。
撰文/李佳（「周璋：寄居」策展人）
